摘要:泛符号化的时代乘着网络的风扶摇直上,最终又被网络时代的泛娱乐化渐渐消解,在这样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一个两个人也许充其量只能作为注脚

扎哈的遗产-建筑师之死马德里的视景,扎哈·哈迪德,1992。Image Courtesy of Zaha Hadid

10月31日,是扎哈·哈迪德的生日。这个天蝎座的女人挥洒一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在她离开这个世界后,依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天在archdaily上,编辑们整理了一部分扎哈早年的绘画作品,借以纪念这个所有建筑师都绕不开的名字。

比如上面这幅马德里视景,即使在对当代艺术不太了解的人看来,也颇为好看——它的配色,构图,以及富有冲击力、仿佛地平线的黑白对比,还有各种如同建筑分析图一样的线条和色块,共同为我们展示了扎哈对于“建筑与城市”这一类主题所进行的“三维解构”。

扎哈的遗产-建筑师之死 扎哈的遗产-建筑师之死

在绘画艺术上,扎哈主要受苏联画家卡兹密尔·马列维奇的影响。马列维奇作为一位现代艺术史上的大师,开创了一种由立体主义发展而来的名为“至上主义”的创作手法。他提倡几何、线条和浓重的色块,借以产生一种“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纯粹的艺术体验”。简单说,如果我们以最通俗的眼光理解,实际上马列维奇的作品就是一个以构图的配色手法组合起来的没有实际含义的画面。

扎哈的遗产-建筑师之死尖峰,扎哈·哈迪德,1983,Image Courtesy of Zaha Hadid

但扎哈不是。她的绘画作品带着典型的立体主义痕迹——破碎,解构,重组等等,仿佛与马列维奇的那些色块看起来又不太一样。

好了,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晦涩无聊的艺术史部分,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扎哈所有被奉为圭臬的画作,基本上都产出自80~90年代。应该说这是扎哈创造力最为迸发的20年。但她后来那些成功的建筑作品,却和这段时间基本没有关系。这里有很多原因,比如她早年受到的一些社会不公正的对待,还有因为设计过于超前,所以当时的建筑工程和建造水平都无法实现扎哈的狂想,等等。但在那20年中,无论绘画还是建筑设计,扎哈都忠实地践行和发展着他关于立体解构主义的想法和思考。曾有位教授对我说:那时候的扎哈,是最有灵气的扎哈。从上面充满视觉张力的抽象画作中可见一斑。

但突然,21世纪来了。一场由计算机和互联网组成的科技革命仿佛一股巨浪,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把在海面上挣扎的扎哈与其他前卫建筑师一起卷起来,飞快地推向未知的远方。

结果,我们今天回忆起扎哈,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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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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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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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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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样的东西。

那年头,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Grasshopper,也难以想象所谓的voronoi算法。所以在“参数化”的光环之下,扎哈的设计一经面世就惊艳了全世界。这是一个只有在21世纪才会发生的故事——首先,要有足够的设计软件对想法进行支持;其次,要有一个正处在发育期,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像喝奶一样如饥似渴的互联网,以及数量庞大、像被病毒感染一样增加的那些沉浸于信息爆炸中的深度网瘾患者(杨教授在微笑),这样才能让扎哈那些原本应该停留在纸面上的设计呈现爆炸式、甚至病毒式的扩散推广。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扎哈。

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所有21世纪初的成功故事都和互联网有关,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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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ckr user Diego Zingano

另一个例子是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如果你去过这里,或者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你大概会很惊讶于盖里的设计中充斥的那些死空间、废空间和糟糕的采光、功能区和流线——甚至让人很难相信这两座建筑居然出自一个受过建筑学教育的人的手。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盖里在21世纪初在毕尔巴鄂盖了一座前所未见的奇怪的金属雕塑作为博物馆,通过新兴的网络媒体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一下子抓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很快的,来毕尔巴鄂这座没什么存在感的西班牙工业城市的旅游的人数就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时还带动了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在广义上增加了人们对现代艺术的关注。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毕尔巴鄂效应”。

一个招数一旦好用,就永远不会缺少接踵而至的效仿者。在“毕尔巴鄂效应”的引领下,全世界掀起了兴建地标式建筑的热潮。无论在纽约,在伦敦,在迪拜,还是在北京上海——实际上我敢说:上面的每个地名都会在你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或好几个夸张地标建筑的模样。在英语里有一个词叫“Iconic architecture”,通常被翻译为“标志性建筑”。实际上Iconic这个词除了图标之外,还隐含着“符号”的意思。比如说起迪拜,你难免就会想起哈里发塔或者帆船酒店——因为哈里发塔和帆船酒店就是迪拜的符号。这种符号化的建筑更像是一个兼有建筑功能的巨型雕塑,它首先存在的目的是制造视觉冲击力,然后才考虑建筑是否能满足使用需求,或者更深刻的美学需求。从毕尔巴鄂博物馆到望京SOHO,都无非是这样的视觉雕塑,除了惊悚的造型之外,并不太经得起推敲。

这种把建筑视觉化的趋势在学界也有着两极分化的态度:支持者不加节制的吹捧那些“明星建筑师”的伟大,认为他们把建筑学更通俗化,是找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新出路;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不关注空间品质、不关注城市文脉和建筑功能的视觉建筑是对建筑学根本意义的背叛。毕竟,我们学习建筑学,和学习雕塑的初衷是根本不一样的。

但另一些人则从中得到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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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2016年5月初刷爆各位朋友圈的这个悬崖住宅。我曾经写过这个设计背后的故事,也就是那个“突破因特网”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一家苦于没有名气的小事务所,利用几个关键视觉元素做了一个抓人眼球的诱导性设计,然后利用互联网的话题性将其以病毒营销式手法传播开来的故事。

他们成功了,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知名度,设计委托,和业界顶级工程公司合作的机会,而且还有人出钱要把这个纸面设计变成现实。这个成功故事更像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反讽。

建筑方案病毒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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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各位的朋友圈又被这个东西刷了一波: 另一家小事务所在纸面上把半个凯旋门改成了住宅。显然,他们也想“突破因特网”,而且效果图做得更漂亮,想法也更疯狂。但不知道为什么,热度却持续得短得多。

似乎在这个时代,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疲劳了。

上个星期,著名摄影记者斯图亚特·富兰克林在英国《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已经抵达了符号化图像的尽头吗?》。他试着从摄影专业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在七、八十年代曾经有《切·格瓦拉》和《绿眼睛的阿富汗少女》这样被人一直铭记、能成为一个时代符号的摄影杰作,而现在这个时代却是一片纷乱——因为“符号化”被滥用了。毕竟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刷出很多很抓人眼球的新图片,它们有的是摄影佳作,有的是历史瞬间,但它们却很难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类似的图片掠过我们眼前。

这场景很像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如果你要消解一个神圣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娱乐化。在建筑界也是一样的:所有建筑师都想设计地标,都想抓人眼球,都想产生“毕尔巴鄂效应”,结果就像当年失败的“鄂尔多斯100”项目一样,成了群魔乱舞,换来的只有视觉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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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100计划,每一座建筑都在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和哲学,最后所有东西放到了一起,就像是一个关于泛符号化时代的缩影。

 所以在最后的岁月里,关于扎哈的争议也甚嚣尘上。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她的设计变得不好了,而是人们对于她的设计语言丧失了新鲜感,而且事情往往是:它一开始有多刺激,那它最后就让人有多疲劳。视觉轰炸换来的是无尽的麻木,结果再到东京体育馆项目中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时,仿佛就成了一个墙倒众人推的故事。然后扎哈就突然过世了,留给人无尽的感叹和扼腕。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扎哈生日的10月31号,ZHA事务所发布了这么一个体育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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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体育场位于英国。一旦建成,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体育场。除了保留和继承一些扎哈的经典设计语言,比如曲线和流动的格栅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那种“灵魂”,那种扎哈式的张扬和刺激。这座体育场仿佛静静地躺在哪里,沉默不语。再想想扎哈生前为之争辩奋斗的东京体育场设计方案,一切恍若隔世。

泛符号化的时代乘着网络的风扶摇直上,最终又被网络时代的泛娱乐化渐渐消解,在这样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中,一个两个人也许充其量只能作为注脚。我们总得回到谦虚地与建筑学对视的位置上,去探讨那些被前人所讨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比如我们到底为什么做一个建筑。这时突然再看到扎哈年轻时那些灵动的绘画作品,我不禁想:如果她能一直那样画下去,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