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谈王澍的方法论,以及中国未来建筑的发展图景。我在杭州与宁波的旅行中思考,然后回来写笔记,然后看王澍的一些演讲视频和相关文章,接着继续思考——如果可能,我想把这篇文章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可惜我已经毕业了。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

经验告诉我:要想透彻理解一个建筑,光从纸面和照片上是很难得到全部信息的。因为纸面信息通常是理性且直观,有时候甚至是片面的。而建筑(此仅指经过设计的建筑,下同)带给参观者的第一感受却是情感上的冲击,或者说是将受众带入一种气氛,一个建筑师的精神世界。有很多东西是照片无法表达的,比如环境,空间感受,或者建筑师对于使用者在细节上的人文关怀。再加上很多时候摄影师更关注于构图和一些他自己认为新鲜有趣的角度,于是建筑设计在摄影作品中呈现的样子总是被曲解。所以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传播最广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很抓人眼球的建筑,但那不是建筑的全部,更不是建筑设计的全部。须知:要透彻理解一个建筑,没有比身临其境更好的办法。

在我此前的文章中有一些国外关于王澍的评论的翻译。但我自己真正知道这个人,也来自他拿下普利策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那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我也读过一些关于他的设计的评论,有正面也有负面。但在这段时间里,我始终隐隐感觉到在王澍的建筑语言中蕴含着某种超越当下的信息。所以9月中旬,我去了宁波和杭州,为的是看看:王澍的设计,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玩意儿。我参观了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和鄞州公园的五散房,还有杭州南宋御街与美院象山校区——因为要赶飞机的缘故,仅仅在象山校园的三期工程里走了一个白天,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没有想明白。

我本来拍了很多照片,删减整理后大约两百多张的样子,打算用它们写一篇游记的。但是——新相机刚入手,再加上摄影技术着实糟糕,这些照片实在拿不出手。而且这次旅行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震撼,让我脑子里多了一些古怪的想法,这反倒是照片表达不完的了。我想了很久,写了几页笔记,决定试着将这些想法整理出来,然后用自己拍的照片佐证。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文章。

王澍拿下普利茨克奖之后,有太多关于他的小传,关于他设计的评头论足,还有太多突然冒出来的粉丝。我不想写这种东西。我想写的,是王澍的设计给我带来的启发,是他的世界与我的世界之间的碰撞。这样的东西也许对我和对关注我网站的大家更有意义——我不谈王澍的设计为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而是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观点,欢迎与我讨论。

 

必须有人来终结这个迷茫的时代

就像我常说的,那个会画平面图就可以当建筑师的时代已经快要过去了。画个大差不差的仿欧式建筑就能被糊弄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社会的进步给中国的建筑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们必须有文化,必须有思想。为什么?因为生产力发展了。这决定了社会审美的逐渐提高,人们渐渐有了更高层次的诉求,即需要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建筑。但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教过学生如何利用建筑的语言表达思想,甚至没有教过任何与审美有关的事情(别忙,德国的大学一样也不教。德国的建筑界同样被极端实用主义占据,只是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中国建筑师更专业)。而中国的建筑师们也大多在商业行为中完全迷失,丧失了对思想的敏感性,变成一群得过且过的画图工。这是很危险的。可是有几次当我与很多国内同行交流的时候谈到关于建筑语言和美学的问题时,他们却大多一脸不屑地指出:等你干个几年,就明白这都是扯淡了。

对不起,在建筑这行我是新手,但在动脑子这事上,我比你们老道得多。

但这些同行和前辈们对我的鄙夷让我看明白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建筑设计界还处在一个混沌的迷茫的时期。这是一个与文化、思想脱节的时期(当然我不否认是现实不允许大多数人与文化、思想挂钩),是一个没有方向,没有自我的时期。

在中国建筑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身份认知的缺失是一个普遍和长期的现实。这带来的问题就是:茫然,不知如何定位自我,更不知按照什么路子做。或无非是胡乱抄袭模仿,一知半解,这“元素”那“元素”地把欧洲和美国的一些东西抄成了一堆中国破烂;又或是在外国文明前卑躬屈膝,一味讨好,全无自尊,甚至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待本国文明,表达出一种虚假而且陌生的爱慕;再或是二者合一,批量复制,借着地产大开发的浪潮高歌猛进,留下一地不知所云。

这一切让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文化的地方,让建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商业行为,直接导致所有围绕建筑的日常社会活动更加充满功利主义的铜臭。不是我耸人听闻——中国的建筑师们大多根本意识不到作为建筑师的责任:你们盖的房子那么大,可以左右无数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你们功利主义,不知所云,无所谓,就会让那些围绕你的设计生活的人更加功利主义,更加不知所云,更加无所谓。建筑师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中思想的先锋,用自己的技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满足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需求。可是在中国,建筑师却大多沦为地产商的走狗和设计院里的螺丝钉,一辈子都以为建筑学就是画图盖房子,一辈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当一个熟练工。这里面更多的是教育的原因,社会大环境的原因,而个人的力量想要对抗这些客观因素都显得太渺小且理想主义。但并不是说人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当随波逐流的浮萍,再说,时代快要变了。

新时代的开端,便是有人开始站出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代表着哲学上自我认知的开始,而中国的建筑师群体则恰好缺少“自我认知”这一决定一切的根本前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可你怎么证明你是中国人?一般人可以说,我虽然洋装穿在身,但我心却依然是中国心——我的衣食住行,我的语言,我的文化认同,一切都是中国的。但建筑师呢?从大学里接受完全西方化的建筑教育体系,到工作后完全舶来的工作流程,养成国际化的思考方式,造欧式的美式的地中海式的爱琴海式的高楼大院,结果在中国建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山寨版的全世界,唯独缺了中国。我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不了解我们文化的源流,不了解几千年演化下来的哲学和方法论。我们只是一群长着中国脸说着中国话,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却根本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人。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中华文明,其一样具有两面性。中国有漫长不断代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传统哲学和技法,同样也有着千年沉疴和繁文缛节。这文明是一笔财富,但从过去100年的社会进程看,更多的是包袱。于是为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和民族复兴,我们必须与这些包袱做一个分割。在战火纷飞百废待兴的苦难岁月里,现实情况不允许这个民族做出一个精确的分割方案,而必须一刀下去,将所有精华和糟粕的传统一并切除。这是一个两权其害取其轻者的选择。而我们的文化却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仍然活着,并且在现在,它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发出新芽。这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蕴含着同样的历史必然性:当社会度过了艰难和思想空白的时期,势必对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诉求,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定位,从而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这种复兴在中国将更为迅速和深刻。因为中国的文化实在是太宏大了,而且中国人至今没有丢弃崇拜祖先的传统。

就如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说过的,文明总是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对比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中国的社会在接受了太多外来思想之后,也必然会向自我回归。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螺旋上升”。在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主导下,总会有第一个建筑师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提醒大家: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我们的建筑出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王澍,也会有李澍,或者其他的什么澍。但从个人角度看,迟早有一天,中国的建筑师们会感谢王澍,因为他是第一个把旧时代撕开了一个小口子的人,或许也将会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人。那将会是一个中国建筑设计形成体系,傲立于世界之林的时代,而且至少建筑师不再是个工种,而成为一种真正职业。或者说,那至少会是一个比较有文化有品位的时代。

而王澍仅仅只是第一个站出来并且成功了的建筑师:从传统文化中反思当下,寻找我们自己文化的定位,从外来方法论和价值观中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应该是当代中国所有还抱着残存理想不放的建筑师的共同大目标。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还有一段话送给在校生和所有像我一样的菜鸟们:如果落实上述理论,不是读上一两本经史子集就能一蹴而就的。文化修养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浸淫。所以要养成并保持阅读的习惯,多读杂书闲书,并同时养成自己对文化艺术和思想的敏感性。这样不管干任何事情,都会比别人看得更远更准,也就是所谓“修身养性”的含义。

 

 

 王澍的方法论

注:方法论是什么?是决定一个人怎么看待和处理事物的上层理论,是世界观的前提,也就是所谓的“心法”。而这心法该怎样落实到一招一式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见过了太多为了设计绞尽脑汁使尽花招却依然不得要领的年轻设计师(不只是建筑设计),他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设计。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有点误入歧途的味道。设计这事,说到底其实是一种语言。你的一切设计手法都是为了表达你内心里的某个想法,并把它传播给大众。但如果你根本没有想法,那即使掌握了再专业的技能,做出来的东西依然是生硬空洞的。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空洞下去,并把技能磨练得无懈可击,变成熟练工,考个一注,这也很好。但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会容忍自己这样得过且过。

王澍也同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幸运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中国美院的支持,他会饿死,或者最终向现实低头。这是绝大多数理想主义者的下场。

在文化这件事情上,王澍的设计手法显得比较激进,甚至有些不顾公众的接受能力,以至于总要用实际语言向甲方和公众解释他的设计才能平息争论(在更大范围内甚至根本没法平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辩解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支持有力的后台。如果你也学着王澍那样做一个乍一看上去灰头土脸的设计,那么不管你在设计内部蕴含了多少更深层次的文化寓意,你的设计也多半会被一句话毙掉。王澍的建筑语言、设计手法和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他的做法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这并不是说他的设计不实用,恰恰相反,宁波和杭州当地人对于王澍的设计的接受程度出奇地高,因为他们会对王澍的设计产生文化上的共鸣。从这一点上说王澍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们换句话说,王澍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设计,从宁波美术馆到象山校园三期,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因为王澍自己也不确定为了回归传统文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具体解决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才刚开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我的这次旅行,尤其是对象山三期瓦山旅社的参观,给了我一个相当大的启发:王澍其实是在探讨和实践一种新的方法论。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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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在王澍的设计中,总是会有一些意义不明的死角。它们没有功能,从常理上看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错的真的是王澍吗?仔细想想,似乎没有这些死角,一切都对了,但却失去某种生命力。这些死角就像是从理性世界的缝隙中钻出的藤蔓,开出花朵。它们让我明白一个问题:理性的正确,并不是衡量事物的唯一法则(注意:这不是说设计可以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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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习惯接受的方法论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这帮人的思想惯于非黑即白,只看得到事物的极端面。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中“调和”的意义。而在王澍的方法论中,非理性也是需要与理性调和的,否则他就不是个建筑师,而是个艺术家。这里有一个调和失败的例子:象山校园三期中的学生宿舍。在这个设计里,我认为王澍在非理性上做得太过分了——不仅仅是那个肮脏难看的外表,重要的是这个设计几乎是奔着“完全不好用”这个目标去的。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那天中午我和一个美院的软妹纸搭了个讪。在吃饭的时候我问她:住在这样的宿舍里,不会感觉到压抑吗?答,非常压抑,而且阳台都是朝里的,衣服晒不着太阳,一直都是潮的。

我本来想钻进楼里参观一番,但看见宿管阿姨警惕的眼神,想想还是作罢。

 

这个新的方法论给我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建筑一定要在所有细节上百分之百正确和实用吗?是否可以有一些非理性、非实用主义的部分,借此舒缓空间紧张感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从而把建筑变成一个更感性的空间呢?这样做一定就浪费面积和成本,降低实用性,而且得不偿失吗?建筑可以成为容纳社会活动之上、也能容纳精神的场所吗?

这些问题让我开始从根源上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所有建筑学教育。在德国的大学中,建筑设计似乎只有对与错之分,而根本没有美与丑的区别。至多,只是“有趣”的设计。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太实用主义了,德国人把建筑看成了一套机器。它们运转精良,但却空洞无味(也可以参见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世界之门”综合教育中心:普遍性德国建筑的迷思》http://archidead.net/tor-zur-welt/)。而我在此间呆的太久,已经离我自己的文化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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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的建筑语言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古代园林和山水画——这不是简单的模仿借用,而是提取其中的精神含义,包括如何处理人类活动与自然、与建筑之间比例尺度的方式。从中国古代园林中我们总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哲学:山水与人文,或者说是人的感情,才是构造的主体。而建筑的形体,法式,是退居第二位的,是为前者服务的。而无论山水人文还是建筑,都(应该)具有感性与理性的两面。如何调和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则应该是未来中国建筑设计之大问题。中国的传统生活哲学,无论厨艺烹饪,中医,风水还是营造,均围绕着“调和”二字。而这种方法论,是那些来自欧洲的文明无法理解的,也是中国建筑设计一直以来的误区,更是中国建筑师们打破迷局的出路。

是的,我们只是建筑师,很多时候我们说了不算。但在“利用建筑作为开端重塑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大目标面前,总有人会选择忠于理想。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会逼得人忍辱偷生。甲方需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该怎么跟人解释你却要为了保留文化地位而刻意缩小建筑尺度?也许你需要一副好口才,或者仅仅只是在设计的细节上践行自己的某些想法。当这想法起作用的时候,总会有人看到文化带来的好处。当有无数人都在做这件事时,便会像无数小溪汇聚成江河,奔向大海;或者说形成一种时代性的思潮。当下的中国,如果要向传统回归,需要大量的实验建筑或者建筑的实验。这不是王澍一个人的事情。

 

怎样回归传统?

我们说要复兴传统文化,并不是说要用仿古建筑或者汉服周礼去模仿它——仿古并不坏,但却止步于模仿,而古制脱离了当时的时代也就死掉了,或者说失去意义了。所以“仿古”其实是想让死人复活的把戏,或是做出一具木乃伊,或是弄出一具会跳舞的僵尸。这是徒劳的,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至于要复兴文化,靠保存标本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了解、理解和思考我们文化的精神内核,继承其哲学、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并通过建筑语言,将之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全社会。这是时代交给中国建筑师的第一要务。

而如何“继承”,王澍在设计中提出了他的思考。从已建成的项目中看,他的思路是成功的——不管是当地民众的普遍看法,还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都在王澍那看似“不合理”的设计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鸣,这其中既有传统手工材料纹理和技法的功劳,也有那看似随意实则处处透着自然哲学的平面布置的功劳,尤其是在瓦山旅社中沿着弯曲的徒步道从一楼一直走到楼顶瓦片上的体会,让我惊讶得无以言表。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建筑,把建筑弄成一座可以漫步其中的园林,利用徒步道连接所有平面空间甚至瓦片屋顶之上的空间,而让所有功能空间如同园林中的假山凉亭一样随意放置其间。从我们接受的传统方法论看,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存在着大量浪费和“不正确”的设计。但在瓦山旅社中流连忘返的几个小时让我明白,错的不是王澍,而是我们对建筑的理解方式。

更重要的是,王澍的设计证明他的思路是可实现的,至少是在某些地方可实现或可局部实现的。这与那些玩弄虚无概念的建筑师(不客气地说比如马岩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何况王澍已经证明了他的设计手法,所产生的效费比远远高于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幕墙搭成的现代主义建筑。

但对我们来说必须注意的是:王澍的解决方案并非唯一解,更不是绝对真理。在王澍之后,应该有更多年轻的中国建筑师们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也将会是中国建筑设计走向成熟的开端。王澍和一些前辈大师们只是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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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澍刚拿到普利茨克奖那会,有人在一个著名建筑论坛上很不屑地反问:像文人一样骚情地扭几个坡道,就成建筑大师了?

我们姑且不论王澍是不是建筑大师,但在我看来,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不仅看事物只看表象,而且只看某一个极其狭隘的表象,基本属于对建筑一窍不通。

坡道是王澍惯用的建筑语言。但王澍的建筑并不是只有七歪八扭的坡道,而坡道只是他表达的手法,而非目的。他的本意——至少在我看来,是利用坡道完全化解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和立体交通,将建筑内部空间变成一个没有界限的整体,让人可以不自觉地畅游其间,处处是景。有人评论王澍的建筑实质上是“造园”,但却又不明说什么叫造园。我现在在这里解释了:王澍的建筑没有层层重复的平面,没有固定死的楼梯间(请不要问“防火分区怎么画”这种弱智问题)。在别的建筑中,爬楼是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所以人们会选择乘电梯。但在王澍的建筑中,你可以从底层不自觉地慢慢走到楼顶,乃至瓦片顶上。这就是用造园的方式来处理建筑。

 什么叫“处处是景”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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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山校区的教学楼里徘徊的时候,走上几步,总能看到一幅出乎意料的景象——咦这里怎么居然有个楼梯?咦我怎么居然爬到楼顶了?咦……这是什么??这些安排都是非常理的,但你决不能说它们没有逻辑。至多可以拿出法宝说:不实用。是的,“不实用”是一顶可以扣给所有建筑设计的大帽子,可以强迫所有精巧的设计回到极端实用主义的“正道”上来。至于有人借王澍的设计不那么“实用”,进而得出他浪得虚名的推论,我只能说:夏虫语冰。

反正我是被打动了。置身于在这些不实用却充满感情的设计中,我很舒服,就像是遭遍冷眼却突然被一个人关心的感觉。这对于一座如同传统书院一样的校园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就是所谓的“人文关怀”。

比如一条贯穿瓦山旅社所有楼层的徒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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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澍的建筑成本很低。大量采用的废旧材料,各种没有玻璃的窗口,没有内装,甚至没有空调和通风系统。但实用性呢?至少我没有感到什么不舒适。穿堂风、厚实的夯土夹层墙壁还有尽可能小的开窗面积为室内提供了还说得过去的温度调节——重要的是这种调节方法是完全自然的,能耗为0.至于很多老师和学生觉得没有空调日子过不下去,王澍自己解释说是现代科技把人给惯坏了。这听起来像是狡辩,但却不无道理。

 

模仿?

 方才我说了:王澍的建筑语言、设计手法和经历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他的做法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我们不应该直接模仿他。当然在自己的手法渐渐成熟之后,我们也不应该直接模仿任何大师的语言。

建筑语言的形成,与建筑师自己的经验、阅历、文化背景、文化积累都密不可分。另外在表达个人意识的时候,还无法避免(或必须)被环境和现实条件左右。这在大师们的设计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比方说王澍继承自祖辈的对手工技艺的热爱,他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也未必能百分之百明白,而仅仅只是学着他那样热爱手工,热爱传统文化。但这些东西未必能进入他们的精神内核。反过来说,他们的精神内核中也必然有王澍所不具备的东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学会探索自我并将之以合适的方法呈现出来的人,都会成为一代名家。而所有庸庸碌碌的人,其实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我,或者在现实中渐渐变得丧失自我。

“自我”是决定一切的大前提。而我们在学校里和刚入行所经历的漫长摸索期,包括寻找我们自己的建筑语言和表达方式,则是在寻找一个呈现自我的合适途径。也许王澍的思路会给你一些启发,你可可以学着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建筑语言。但他所表达出的东西是你很难模仿的,因为他的“自我”是你无法窃取的。克隆也不行。

在我看来,任何不加思考的模仿都是东施效颦。再说中国已经有了太多拙劣的模仿,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新的时代也许更需要站在王澍肩膀上看得更远的人,而不是他的追随者和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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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美术馆是一个旧建筑改建方案。它正反两面都没有实际的外墙,取而代之的是一列高大的木质活页门。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而一旁的餐馆为了保持谐调,也采用了类似的木材质处理手法。但一眼看去,高下立判。任何不加思考、表面性的模仿,最后都是东施效颦。

 

 

文人的批判性

 王澍自称为文人。这其实多少有点讽刺,因为中国建筑界实在太没文化了,衬托得王澍像个文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比较关注文化的建筑师而已。否则,让一个文人描绘出中国未来的建筑图景,让一个文人做出了中国大地上除了那些洋人的设计以外少有的几个拿得出手的设计,让一个文人拿下了中国第一个普利茨克奖,这很难说是谁的耻辱。

文人书生,在历史上是一群想混入仕途却不如意的失败者。他们满腹经纶却百无一用,他们忠于理想却无法面对现实。而文人的呼吁总是一厢情愿的,即使有时并不错,但普罗大众更需要实际的解决方案和看得见的好处。所以建筑师应该多少有点文人的风骨和抱负,但不应该仅仅是文人,而更应该充当具体方案的制定者。

所以有人揶揄王澍只是个矫情的文人,这只能证明自己的狭隘。王澍只是用一个相对比较有文化有典故有底蕴的方式,尝试以他自己的建筑语言去保留和延续记忆,而他的设计都实实在在立在那里。如若不服,自己去看。

但另一方面,在更大的问题,比如如何描绘一个合理且有文化的城市发展模式上,王澍却往往语焉不详——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某一个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至少王澍指出了一个方向,而在此之外,还有更多更现实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如何让文化“回到乡村”?如何让社会自发性回归传统?如何设计一个有文化的住宅或者商业方案,并且能够在经济和使用上更优秀?诸如此类。其实部分答案已经能在宁波博物馆和美院象山校区的设计上看到端倪,但这些问题必须交给全中国的建筑师来进一步思考。

而我方才也说了,王澍提出的方法论,是比他的语言和实际设计更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利用新的方法论对现代建筑设计的整个作业流程展开批判,包括刻意对空间、形体的设计,包括从总图到平面然后就交活完事的一套浅尝辄止的工序,包括对通行法则中的尺度、比例、功能组织乃至通风、采光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因此从一般性角度看,王澍的设计是怪异,甚至有些无法接受的。但与那些标新立异的新锐建筑师不同,王澍的方法论有一套强壮的根系,深深扎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比如他回避了普遍设计方法,转而向宋元山水画和园林构筑中寻找建筑尺度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关系——一种感性的关系,或者说一种感觉。这样的实际效果是,无论觉得怎样怪异,但当真正走入王澍的建筑,任何一个稍有文化基础的中国人都会恍然大悟,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王澍的聪明之处正在于此:他借用了文化背景的力量,而文化的力量本身无比强大,可以穿越时空,超越一切当下现状,直击人们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所以王澍的设计也许缺少普遍可操作性,但他的方法论在中国会是一条出路。

也正是从方法论上自成一格,王澍的建筑不具备一个多么引人入胜的立面和外表(在现代设计方法论下熏陶出的人们,包括普通人,则大多是外貌党,只会从外表甚至一张照片上判断建筑),但却拥有丰富的细节美,以及各种引人入胜的气氛和感觉。这便是那种从建筑设计中迸发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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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看过去,宁波博物馆的外立面总觉得灰头土脸且全无章法。但再一想,似乎又觉得异常熟悉亲切。这是为什么?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当我搭着出租车两边扫视寻找着宁波博物馆时,马路的尽头赫然出现这样两幢残垣断壁。我很吃惊——这是王澍的建筑吗?实在是太像了。

这就是王澍说的为了建设小曼哈顿而被拆掉的29个村庄中的最后两幢房子。然而对于它们我并没有王澍那么多留恋。在我看来,发展的客观需求与保存老房子很多时候是一对互相矛盾的需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的。但也许可以有更好更两全其美的办法。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 寻找王澍的旅行-建筑师之死对于“博物馆”,王澍的思路很清晰:他认为博物馆就应该是一个保存记忆的地方。所以他把老宁波的记忆都做进了建筑里。当这样一座砖房子孤零零悬在鄞州CBD的玻璃塔楼之间时,它更像是一曲关于时光的苍老的歌谣。

 

 我们能怎么做?

 写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我的想法,也许在大家看来有些夸夸其谈。所以我推荐大家都去亲身实地看过了王澍的一些作品,再来读这篇文章,也许会更明白一些。最后我从我在参观王澍设计作品的经历中提取一个可行性方案,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该怎样把设计这事做上高度——我不确定这一套真的好使,因为我也才刚上道。所以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1,养成阅读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本在读的书。

2,养成思考的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件在琢磨的事。

3,然后想想自己应该向何处去,找到一个自己的理想,忠于它。

4,最后八个字:忠于理想,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