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短暂,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间,而我们所谓的历史长河和我们文明存在的证据,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中也只不过是火光一闪。但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应该永远记住的,所以我们建造纪念碑。

人的记忆是短暂而靠不住的。我们的大脑为了避免大量记忆给我们带来精神压力,所以会自动清除很多已经成为过去的内容,如若不然,我们就会变得像超忆症患者一样,游离在记忆与现实的边缘,变得神经兮兮。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快乐和痛苦的事情,都会在记忆中慢慢褪色变得平淡,因为我们不能长期生活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之中。于是,我们总是会渐渐忘掉一些不应该忘掉的内容,一些人或一些事。况且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短暂,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间,而我们所谓的历史长河和我们文明存在的证据,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中也只不过是火光一闪。但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应该永远记住的,所以我们建造纪念碑。

但是怎么理解“纪念碑”这种东西,不同的文化却能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今天所谓的纪念碑更像是一种舶来品。在西方语境的建筑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纪念碑尺度(monumental scale)”,相对于“人类尺度(human scale)”,指的是用超出人类生理需要的巨大尺度来处理建筑物的外形和空间,例如哥特教堂七八层楼高的大厅。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中,纪念碑是一种巨大高耸的建筑物,用不寻常的尺度来对人们产生心理压迫,让他们觉得自己渺小,心生敬畏。这种对于纪念碑的定义更像是起源于古埃及一类醉心于神权统治的文明,例如金字塔,方尖碑,卡纳克神庙之类。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文化艺术以及整个社会都走出神权的阴影,开始回归人间。一些纪念伟人的纪念碑和青铜像出现了。后来资本主义萌芽,更先进的思想和政治体制代替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威权政治,于是纪念碑的主题开始转向纪念历史事件,这便是我们现在语境中“纪念碑”一词的由来。

但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纪念碑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往上追溯四千年,夏禹划天下为九州,取九州之金(也就是铜)铸九鼎。后来春秋时楚国兴起,楚子(庄王)陈兵于雒(洛阳,也就是周室的皇城),似要逼宫。周室遣王孙满去劳军顺便刺探虚实,庄王也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问起那九之鼎大小重量几何?王孙满毫不客气地说:在德不在鼎。夏禹铸九鼎,因为有德。夏桀失德,鼎就给了商汤。后来商纣又失德了,所以鼎就归了我周室。如今我周室虽然干得不那么好,有那么点衰败的样子,但试问你楚有那个德吗?你问得起吗?这也就是“问鼎”这个典故的由来。在上古时,君主号令天下靠的是“德”,所以有人说九鼎象征权力,我看不然,反倒更像是“德”的纪念碑。春秋战国的一番混战把上古之德摧毁殆尽,反倒是诸子百家各有一说,于是也就没了那个可以号令天下的标杆。后来秦始皇集天下兵器铸的铜人,倒更像是权力的纪念碑——当然此时已未必是为了纪念什么,倒更像是炫耀那种来自武力的权力。

但人们始终有对纪念的需求。古人们一般作碑记,一两米高的石碑,写上事情经过或者人物传记,传之后人,我们后人可以拿着油墨去拓一下,既知道了事情,还能顺带着欣赏一下书法。另一种则称之为“青史”,是帝王将相的专利。中国人对于修史的热情远高于作碑记,无非因为书写的历史比起那些高大的纪念碑来说更直观详细,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用来篡改。但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古代和近现代,读书识字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所以青史也成了极少数人才能知道的东西。到了现代,虽然大家都识文断字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没耐心去了解一下历史书上到底写了什么,反倒是粗制滥造的小说更受欢迎。结果作为纪念物,青史被束之高阁,而舶来的纪念碑却始终高耸在现实世界中,给所有看到它的人造成相应的心理冲击。从这个层面上比较,纪念碑是一种更高明的存在,因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共性。

所以说在当代,一件事或一个人特别值得被记住,并被我们这一代人认为应该传之后人,并世代铭刻于心时,我们(通常是我们的政府)会选择建造纪念碑。这样的事件有很多,比如抗洪,地震,战争,还有发生在挪威于特岛的大屠杀。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为了纪念于特岛惨案,奥斯陆市政府发起了一次纪念碑设计竞赛。最终瑞典艺术家乔纳斯·达贝格以名为“记忆伤痕”的设计拔得头筹。注意:是艺术家。其实建筑师心里大多有一个艺术家,我们在解决实际项目时在处理调和各方面矛盾之上,更希望能做一些和艺术有关的、非功利的事情。所以建筑师们往往更偏爱小项目,因为大项目虽然来钱快,但限制也多,而小项目则是可以挥洒艺术家之魂的好舞台。如果要给各种建筑项目的艺术性做一个排名,末尾的一定是经济建筑,摩天大楼,政府办公建筑之类,其次是住宅学校等公共建筑,然后是带有艺术主题的公共建筑,然后是小型项目,装置设计,等等。也就是说,使用的需求越少,规模越小,建筑物的艺术性就越纯粹。那么最纯粹的艺术建筑,毫无疑问就是纪念碑了。

可是当我们建筑师披荆斩棘爬到纪念碑跟前时,却发现艺术家早已经浑身金光地站在了那里。在艺术性这件事情上,他们是专业的,而我们是业余的。

达贝格在于特岛的一个岬角上做了这样一个设计:把岬角切断。达贝格说:“我的概念就是在自然之上切出一个伤口,用物质世界再现那种突然永久失去亲人的伤痛。”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

 

所谓的“切断”便是在蜿蜒的自然轮廓上做出一个生硬的切口。被切下的岬角尽头成了一块类似“彼岸”的无法涉足之地。除了“切断”的外在形象,这个“彼岸”也成了某种哀伤的暗示。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

访客们将走过一条穿越树林的长长的徒步道。这条路曾经是一些受害者逃跑并最终被杀害的路线。达贝格将这条徒步道命名为“沉思之旅”。徒步道的尽头是一段伸向地下的大理石坡道。如果我们从乐理的角度看,“沉思之旅”是一段安静平缓,潜伏着感情的序曲。而从这段大理石坡道开始,悲伤的正剧缓缓拉开序幕。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那么在正剧的高潮是这样的:人们走入地下,来到断口的边缘,看到无法触及的彼岸,大理石墙上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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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艺术家,但达贝格这位艺术家的心里似乎也住着一位建筑师。在处理“记忆伤痕”的设计上,达贝格似乎是使用了建筑中空间序列的概念,用处理情感倾向建筑的手法,甚至也像很多建筑师一样用乐理来理解空间的序列。这在现代一些优秀的纪念建筑上比较常见。我首先就想到了齐康大师做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二期工程)。2008年时这个纪念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当然那时对建筑尚未入门,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主题和青铜雕塑等,齐康老师的设计处理也是这震撼的不可或缺一部分。当时的游记戳这里。在本文中我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地说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空间序列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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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紧邻街边的是一个锋利的锐角造型和近十米高的铜雕。这不是序曲,而是如同贝五(《命运》)一样强而有力地把人带入语境的开头(很多人想起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一定首先想到的是最开头梆梆梆梆四个干脆利落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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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大的铜像开始,纪念馆空间序列的悲怆乐章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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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铜像旁边还有一系列与人等比例的小铜像,排成一列,似在为主题作注解。这些雕塑都出自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之手,粗暴的线条和生动的表情动作感性地反应了历史事件中人物遭受的巨大苦难,但放在黑色花岗岩的水池之中,却让人产生一种从历史角度审视当时时间的苍茫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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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所有的雕塑便是纪念馆的大门。首先是两块尖锐的玄武岩,上面布满浮雕。道路从两块石头中间穿过,昭示着正章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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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映入眼帘的——居然是宏大的碎石广场。空旷,安静,风声,碎石刺着人的脚心。在建筑语言上,广场是一个唤起人心中肃穆的常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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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场尽头,除了铭刻遇难人数的纪念碑之外,便数这个残垣断壁的雕塑最显眼。巨大夸张的尺度,抽象的形状,符合传统纪念碑的思路。这个冲击力极强的纪念碑将参观者在广场上的空旷苍茫感捕捉住,引入主题,同时也引入纪念馆的主体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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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一侧,在进入建筑主体之前,是一段由幸存者的脚印铺成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转过弯去,建筑的入口藏在一个根本无法察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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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铜像,是在进入入口之前的一段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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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入口,简洁的几何体,简洁的文字,不加任何修饰地告诉人们这里曾发生过的事。

之后的主体建筑内部基本都禁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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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主体建筑之后,便进入结尾的乐章。首先看到的是黑白两色组成的肃穆的长廊。石柱与石碑构成了沉重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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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石碑的缝隙,又是另一个小广场。在这里有一堆长明火在静静燃烧。在这里便是哀思的结尾。但整个乐章还没有结束。

“记忆伤痕”——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建筑师之死

在整个空间序列的乐章的最后一节,是和平广场。这里把所有历史的沉重的苦难、历史的沉思转化为对胜利的自豪和对和平的祈愿。主题升华,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建造纪念碑?

其实每个纪念碑被建造的原因都是不同的。如果细细探究,便难免要追究纪念碑的动机,还有设计者对主题的把握能力、理解和激情。其中“动机”是最重要的,它反映了一个族群看待历史的态度。比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动机在于铭记历史,在牢记耻辱的基础之上奋发图强,才能维护和平,才有资格祈求和平。而于特岛惨案的纪念碑“记忆伤痕”除了铭记逝者,却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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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最终被判处21年监禁,并将住在这样一座度假村式的牢房中。挪威已经废除死刑,而且不出意外,凶手在几年后就可以获得假释机会。正义得到伸张了吗?逝者得到慰藉了吗?这更像是一个关于所谓人权与法律的笑话。所以“记忆伤痕”固然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但它却没有——也不可能在哀思之上有进一步的思索。人们会通过纪念碑永远记住2011年发生在于特岛上的惨案,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荒谬的,而且随时都可能重演。这并不是建筑师或者艺术家的错,错的是为了虚伪的人道就可以放弃正义、却念叨着宽容与原谅的挪威人。